[9] 中国问题的提出者似多倾向于前者，对这种有意违背常识的做法，只要看看中美两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即可明白几分。

其最新的表述见2015年6月5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的讲座——民法学的问题类型与讨论方法。此外，无论是实现中国梦，还是践行群众路线，都应该及时回应现时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也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实践中的‘微观问题。

具体说，不一致有时是预设过高或过低造成的，如证人制度要求公民有较高的正义感，而现实中证人不愿出庭，源于证人制度设计要求偏高，为消除这种不一致而提出的方案之一是，可适度降低出庭要求，有时可由律师代为宣读证词，在提高公民素质的同时，逐步实现证人制度的预设，这种方案同样也是一种理论和制度。但它们并非特殊到对方没有。因而，像户口、乡镇企业、计划生育、举国体制、应试教育等貌似他人（实际上也包括中国古人）没有的特殊现象，是代际重叠的发展过程中的权宜安排，无关文化伦理之宏旨，而正是受现代性的构成性要素的评判，它们在被不断地修正，如户口制度正在回归促进社会正向流动，应试教育在向全人教育转变。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已经被社会上多数人所觉察、认同、感受,。

这里不便且无需列出清单的明细，倒是可列举一下哪些问题域不适合由法律来评价，尽管不适合也是可变的，以致常常在适不适合上争论不休。[3]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2页。有鉴于此，只要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到，且不对其它政策具有重大的损害，政府便负有特殊的责任去保护他，减缓他所处的逆境。

或许这些理论家的意思是讲，这些实践甚不合理，原因在于它们植根于无效的假设，或者出于其它的理由。无论如何，我所描述的实践还未曾表现出给引入了歧途。若我们不存在不同意见带来的压力，我们便得不到百队注目的陈述，好使人们觉出法院对异议人士做出的判决为错误，这一种举动实在关系到法院的判决是否正当的问题。在征兵法的案件当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均为否定：对于此一战争颇有些矛盾心理，且对于征兵法里涉及的道德问题，其范围亦存在着不定与无知。

再以后，最高法院判决，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才是正确的。我们的实践，在其中不同的各方得到鼓励去追求自己的理解，这便为检验相关的假设提供了手段。

然而，这观点却并非白璧无假。（d）若兴兵去打那样的战争，则通过使得大学学生缓服或免服兵役的征兵法来兴兵亦属不道德，且这样做歧视了经济贫困的人们。宪法通过正当程序条款、平等保护条款、第一修正案，并且通过我所提到的其它条款，将我们政治道德的极端重要性，注入到法律是否有效的问题当中。遵循这样的途径，判决总归会有先例可循。

因之，就破坏了旁人认其为法律的准则的人而言，如欲确定对他们宽大处理是否公正公平，就必得虑及这些实践。若这个判断错误，而反对的人数果真大量增加，则这一遗留的不满，对政策的制定者便甚为重要，且不应以禁止讲话，将其掩藏起来。对这样的结果，多数法律家均表同意。但我们毕竟还能讲出若干原则。

我们或可以要求某一级法院或机构的裁定。可Griswol院长与那般赞同他观点的人，仿佛依赖的却是个根本的道德观点，便是听任异议分子不受惩罚，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也不公平。

不过，这一种想法我们也必须反对。这样，在分析征兵法的案件时，用的是与暴力案件或民权案件相同的方式——一如许多批评家在考虑是否可证明宽容为正当时所做的——势必沦于错误。

我的意思是要问，作为公民，他恰当的行动方针何在，换言之，我们该认为何谓遵守游戏规则。换言之，我们不可假定，宪法永远是最高法院阐述的样子。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矛盾。若是最高法院做了个相反的判决，则该纳税人考虑到事实上最高法院在税收事务方面判决的极大重要性，他使该断定，法院的此一判决破坏了平衡，如今法律开始要求他纳税。有  时，甚至在最高法院做出相反判决之后，某人仍会合理地相  信，法律是站在他的一边。这里深刻包含了良知的问题——难以相信，那许多商议反抗的人们，他们如此行事会基于旁的什么理由。

在1940年，最高法院曾经判决，西弗吉尼亚州要求学生向国旗敬礼的法律合宪。《时报》便说，撤消指控的要求将道德权利与法律责任混到了一起。

若不惩罚违反征兵法的人，应征入伍者们或许会征召得更快，或者送到更危险的岗位。旁人摆出诸如此类的论辩，他们的回应乃是判断其为好坏抑或平庸。

除去反对暴力的规则，还有些案件当中，这一点相当清楚。在上文当中我曾经论证，当法律含混不清的时候，公民有权遵循其自己的判断，这部分基于如下的理由，即这一实践有助于影响司法裁定的问题。

那样的话，则他们的状况，又与人该适当地遵循其自己的法律观之类的主张有何相干？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要回溯我上文提出的观点。其做出的无罪判决应基于这样的立场，即在判决之前，认定征兵法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而因为不服从可疑的法律去惩罚旁人，绝不是公平的事情。植根于这样的学说，审理Coffin、Speck案件的波士顿法院即宣布，它不欲听取有关此次战争合法性的争论。只要法律表面上会将异议分子的行为判定为犯罪，有良知的人就将面临险境。

我们对此绝不能简简单单答上一句，说异议人士允准任何旁人有权不服从他认为不道德的法律。人们或许会争辩说，如若那些商议反抗征兵法的人得免于起诉，抗拒入伍的人数势必增加。

其二，它通过在事件之后选择某一种可能解释，赋予公诉人和法院制定刑法的特权。我也曾提及这样的情形，虽然最高法院讲法律要求的是另一套东西，甚至最高法院或不会很快改变想法，此人还是会认为法律要求的是他所判定的东西。

况且很显然，对宪法问题的司法裁定，并不能使该法变得一劳永逸。它与一个世纪来的实践相抵触，该实践是假设，公民在其应召服役的问题上面具有道德权利。

任一个法律规则，都免不了一系列政策和原则的支持和（可能的）辩解，而且按说，法律规则该推进这些政策，尊重这些原则。因之，我们必得考虑法院能做什么和应做什么。他们承认，不服从法律在道德上或许自能辩解。若我们运用第一个模式的变体，便是说，一个公民除非能预见到，法院会首肯他对法律的观点，否则就必得设想最坏的情况，我们的所失几乎也不会减少分毫。

既然法院可以推翻自己的判决，则我们肿列以反对第一模式的理由，也同样可以用来反对第二模式。离法院就这些问题做出判决的最适当时间还差得太远，而暂时容忍异议，也不失为允许继续进行争论、直到其更加明确的一条途径。

）而若问题在于，某一项决定能否侵凌社会深切尊重的正义与公平原则，且这一侵凌能达到何种地步，通过检验社会的回应来进行实验同样颇有碑益。如若我们假定，他可以依赖他对社会如何对待他的猜测而适当行事，我们便不啻乞灵于未经证明的假定。

这一总的结论，或许会使某些法律家大为惊愕。他们认为，这样的结论，乃来自下面的自明之理，便是法律必得强制实施（the law must be enforced）。